最近每期不落的看《中国新闻周刊》，觉得它是国内最好的新闻类杂志，这里推介一下。上一期的封面主题报道是“知识不再改变命运”，很有分量的一篇报道，与大家分享。

报道通过三名记者分别对贫困农村、富裕农村和大城市的调查，全面的展现了中国教育的无奈、疯狂和转变。

对于贫困农村，“大学致贫论”已经渗入到了村民心中。由于生活的困难，成本成了考量的首要因素。于是他们更现实，多选择提前学一门技术就业。“如今的家长已经基本不会因为贫困原因而让孩子退学，更多的家长都是因为就业问题而同意孩子放弃学业。” 记者所调查地区的高中流失率已经达到20.6％！

而富裕乡镇，文章以温州玉壶（侨乡）为特例，因为那里的孩子几乎不通过高考找出路了。记者指出教育在当地只是作为一个理想存在，而出国则是低廉而又光明的现实。“按中国行政资源从上到下的分配体制，通过读书进入大城市，更多地分享国家资源，这是一条太遥远的路径，你看不到终点，像一条黑洞洞的甬道；而围绕你的现实是学费、生活费、垂老的父母，还有几乎没有升学希望的教育质量”。所以“一旦开拓出一条低成本高收益的路子，教育这条鲤鱼跳龙门之路就会被放弃。”

到了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理性顿时消失了，教育成了迷信，父母不惜一切代价的把子女送进幼儿园到大学这条“完美”教育链，为了“重点”学校、“重点”班耗尽金钱和精力，根本不拿经济学原则来衡量。但教育的尽头是庞大的就业队伍和“大学无用论”的蔓延。记者最后把城市狂热状态的扭转寄希望于城市中产阶级觉醒而带来的教育分流（即选择兴趣而不是热门专业）。

我觉得社会转型的触角已经伸向了教育。农村人已先行一步，他们将会收益。而城市人的不理性，必然将为之付出代价，而这些代价也将促使其转变。中国真的开始呼唤一个“专才型”教育系统了。我总是抱怨找工作难，大学生地位低，为报纸上充斥“大学生当洗头工”之类的报道而无奈。但是怨天不如反思自己，难道这只是社会畸形造成的吗？。其实这是一声声再清晰不过的警钟，在提醒我尽快转变。怪社会无情，只能说明自己不够聪明。历史的进步总是在最残酷的社会中完成的。

专题报道之后，杂志还刊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叫做《科举式教育之终结》，我很是喜欢。作者把目前教育转变的迹象放到了一个更宏观和政治化的角度去考量。文章认为：在中国，人们之所以重视教育，仅仅因为社会各个领域都是由权力组织的，权力的命令——服从机制取代了民主、自治和市场机制。这样的社会是高度不平等的，它只能采取一种从知识代替民意的战略，靠一种貌似公平的形式理性来维持其生存。而一个健全的社会必然是一种“多中心秩序”。权力、财富、知识、道德等等都是治理所需要的。在这样的社会，公共治理以民主为基础，辅之以行政部门的科层制，社会治理以自治为本，经济、娱乐活动则通过市场机制组织。民主、自治、市场等机制共同治理社会，并各有自己的游戏规则，而不是以知识为唯一标准。市场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企业家精神，它更多地依赖“窍门”，而不是教育所传播的书本知识。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市场经济产生的经济理性导致了教育方向的转变，而这个转变对于古老的中国是非常深远和进步的，它标志着中国权力体制的动摇和改变，社会开始走向多元和自治，政治则有民主的趋向。

又是周末，又是雨天，只是我终于能在音乐中，台灯下静静回忆今天，梳理心情，既期待又无奈地翻开日记本，写下几个丑陋的字了。

新住处是陈宁帮我找的，就在他楼下，一间朝北的小房间。虽然冷，但至少不透风，没有轰鸣的大卡车碾过我的头顶，能让我安定下来了。掐指近一月来，竟辗转睡过九个不同的地方，七张不同的床，真有点行走江湖、浪迹天涯的感觉了。现终于安定，感谢陈宁，生命中能遇到一个伸手的朋友，应该永远铭记。

住在江南岸，过江成了每天的事情，这让我有些叹然，毕竟过钱塘江大桥于我童年的记忆中，还是占据着一定区块的。那时，坐火车从余姚到杭州需要三个小时，对于一个到杭州游玩的小孩，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和疲惫后，突然被过桥时的轰鸣声惊醒，双眼被浩荡的江水占据，雄伟的六和塔则矗立在江边，这是多么奇妙的时刻。那时的人们少有隔阂，在缓慢的节奏中欢快的议论：“侬看，过江仄耶，杭州到快仄啦，嘎宽个江……”而我每次都会静静地默念数字，用时间来感知江面的辽阔（我记得那时的火车过江需要一分十秒多）；而现在，我却在死寂的公车里，用江的宽阔，来叹息时间的流逝……